一般而言，客观上存在两种不同的物价上涨形态。一种是供应紧张型物价上涨：由于市场供不应求，商品价格发生上涨。供求关系越是紧张，商品价格涨幅越大。我国以前发生的物价上涨，大多都属于这种类型，比较突出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价格冲关”的那一次物价上涨。另一种是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商品价格上涨，主要源于生产和流通成本增加，即使其商品供求关系宽松，甚至是产能过剩也是如此。此次金融危机前后接连发生的两次物价上涨，均属于此类型物价上涨。比如这段时期以来钢铁产能过剩下的钢材价格上涨、今年秋粮丰收后的粮食价格上涨，等等。
两种物价上涨形态成因不同，其表现特点亦不同。从供应紧张型物价上涨来看，这类涨价形态的特点是涨价势头猛，来得快、去得急，周期短，易于受到“热钱”炒作追捧；同时发生领域单一，连锁反应不大；又由于不同商品领域供求关系各异，在部分商品供应紧张涨价的同时，一些商品却因为供大于求而降价，因此很多时候表现为结构性物价上涨。相对而言，这类物价易于治理。通过增加供应，或者抑制需求，实现供求关系平衡后，物价上涨问题很快解决，而且市场价格波动本身也会对价格过快上涨进行修正。
从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来看，这类涨价形态的特点是来势平缓，逐步显现，时间滞后性强；但连锁反应面广，时常出现互为成本的轮番上涨局面；相对而言，其治理较为困难，易于导致宏观调控的“两难”困境，其涨价周期的结束较为长远。短期炒作“热钱”对于这类物价上涨形态兴趣不大。
没有疑问，现阶段所发生的物价上涨，主要缘由成本增加所推动。因为目前国内整体产能过剩，大多数商品供大于求或者供求平衡，几乎不存在什么买不到的商品，尤其是加工业制造商品。
另一方面，进口石油价格在上涨，天然气价格在上涨，煤炭价格在上涨，矿石、废金属、橡胶价格也在上涨，由此推动了国内成品油价格上涨，金属价格上涨，肥料价格上涨，动力价格和运输价格上涨，进而推动了食品、服装、住房、交通等价格的涨。从三大价格指数的传导顺序来看，正是CCPI(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的高涨，推高了PPI(工业品出厂价格)，PPI扬升又推高CPI(居民消费价格)。因此目前所发生的物价上涨，应该是典型的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
由于一些人对于此次涨价形态缺乏真正认识，因此产生错误看法与主张。
一种看法认为，是央行超发货币，流动性过剩导致了物价上涨。从境外环境来看，这种观点确实不错。因为美联储滥发纸币，特别是连续两次开动印钞机，实施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导致了全球货币购买力下降。但从国内来看，物价上涨的元凶还是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飙升，所引发的强烈输入性成本推动，并非央行过量发钞导致通货膨胀。由于此次物价上涨的源头，是最基础的原材料——石油、煤炭、矿石、橡胶等初级产品价格大幅上涨，来自于最上游的成本推动力量强大，所以才使得此次产业成本链条很长，互为成本，轮番推动，出现了物价全面上涨局面。
一种看法将一些商品价格的暴涨完全归结为“游资炒作”，这也是不全面的。实际上，投机资金所以会盯住某些商品进行“炒作”，首先是这类商品本身具有了涨价基础，比如供求关系出现缺口、上游原料成本提高等。即使游资不进入，该产品也照样上涨，游资不过是推波助澜而已。正常情况下，谁也不会去囤积将要降价的商品。近来媒体关注较多的粮食、蔬菜、棉花、水果、食糖、肉类等食用农产品价格确实涨幅较高，但如果将其影响因素排队的话，第一是劳动者报酬、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物流费用等成本提高；其次是一些地区遭遇灾害天气，有些农产品减产，即使夺得了丰收，也增加了抗灾成本；第三是生产者惜售；最后才是“游资”的乘机炒作。它们仅是顺势而为，推波助澜而已，绝不是主要因素，更不是唯一因素。而在一些鲜活食用农产品领域，则鲜见“游资”炒作踪迹。
还有观点认为只要供求关系稳定，尤其是产能过剩，价格就不会上涨，可以高枕无忧。对于紧缺型物价上涨可以这样认为，但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则不是这样。只要商品的生产销售成本普遍增加，达到一定限度后，迟早一定会推动其价格上涨。产能过剩，供求关系宽松，至多使其价格涨幅放缓，时间滞后而已，不可能完全扭转其涨价趋势。实际上，今年粮食价格上涨，主要是在秋粮丰收基础上发生的。同样，钢材价格上涨，也是在其产能过剩的条件下发生的。
由此可见，物价上涨是一个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有多种不同形态。如果我们将其简单化，忽视不同涨价形态的区别，忽视其中最重要的涨价因素，势必错判物价形势，难以对症下药，正确调控，达到预期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