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8月29日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来华出席第三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的日本外务大臣冈田克也。本报记者 张铎/摄
次贷三周年：汇丰沦陷与重建 金融巨骗麦道夫现形 险资投资不动产启航 第三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既有传统议题,也有随着中日两国经济社会情况变化而出现的新话题,但最大的特征是一些绿色的“虚题”谈“实”了北京,初秋,中南海波澜不兴,紫光阁端庄静谧。8月29日上午8时58分,冈田克也与其他8位日本部长级高官依次步入这座两层清代建筑。
等候在此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屏风前与其一一握手,合影留念。
温家宝座位旁,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外交部长杨洁篪、发改委主任张平、财政部长谢旭人、商务部长陈德铭站立等候。
200平方米左右的紫光阁大厅里,顿时汇集了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的几乎所有重要政经要员,在这一刻成为“最具含金量”的单体建筑。中方陪见人员的座位更达六排之多,原有的沙发全部坐满,还增加了两排折叠椅。
冈田克也一行并没有如一般外事活动的常规,立即站到自己的座位前,而是顺序走到中方高官座席前,与之前一天的会谈伙伴们依次握手寒暄,似乎还有很多话题没有聊够、聊透。
的确,第三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涵盖中日经贸关系中几乎所有宏观性、长期性和长期性议题,也难怪28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的正式会议“拖堂”了数十分钟,29日温家宝与日方代表的晤谈更是比原计划的30分钟延长了一倍。
事实上,中国已成为日本第一大出口市场,并连续21年成为日本制造业海外投资首选目的地。
“在今天的日本,也许除了电信、铁路等个别行业的少数大企业,其他所有企业都或多或少地与中国建立了经济联系,两国经济事实上已经捆绑在一起。”曾常驻日本的本报记者冮冶说。
“中日两国都是在世界上有影响的重要经济体,两国在经济领域的战略磋商对两国有重要意义,对本地区以至世界都将产生重要影响。”温家宝在开场白中说道。
冈田克也则在前一天的记者会上表示,中日两国GDP占世界经济的17%,双方都同意各自应该实现稳定持续的经济增长,为世界经济早日复苏作出贡献。
日媒焦虑对话主动权
“从外事活动看,大会堂里很少出现这么热闹的场面。”28日的对话会开始前,面对川流不息的中日部长级高官和随从人员,一位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不由得感叹。会谈现场,一些参会人员甚至一下子找不到自己的椅子。
虽然大厅里蓝底白字的会议背景板与首次对话时没有太大变化,但时移世易——首次对话时,世界经济前景虽不明朗,但仍在既有轨道上规则运行,中日对话主要集中在常规议题;第二次对话时,国际金融危机肆虐全球,中日对话聚焦于“救火”之策;本次对话召开之际,国际金融危机消弭有望,中日两国都制定了新的发展战略,经济合作的内生动力更为强劲,双方对于经济战略合作的需求都更为迫切,需要切实探讨“后危机”时代的合作共赢之道。
然而,在外界看来,中日两国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的第二、第三座次在今年第二季度刚刚完成了置换,两国的经济高层对话应该更多地表现出竞争、交手的态势。
外媒的关注点也确实在此。《朝日新闻》29日报道说,日本经济产业相直岛正行针对中国“开采产生环境问题”这一大幅削减稀土出口量的理由提出,“日本或许可以在技术方面提供合作”,但中方丝毫没有让步的意思;法新社28日则注意到,今年,外国在华企业不断出现劳资纠纷,日本企业首当其冲。报道引述一日本政府发言人的话说,“中国认为工人闹事是要求提高工资的'自然’现象。日本对此很不高兴。”
媒体通过这种“不高兴”暗示,中日经济对话的风向似乎有了变化。
“在此前自民党执政时代的两次日中经济对话中,呈现出的是日本占据主动,迫使中方解决问题的格局。比如在福田政权时代举行的第一次日中经济高层对话,主要是日方要求中方提高人民币汇率、推动结构改革。麻生政权时代举行的第二次对话,主要是日方要求中方妥善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以消除'毒饺子’问题造成的影响。相比之下,这次给人的印象却是日方在哭穷,希望得到中方善待,”《日本经济新闻》29日归纳道,从这次对话中不难看出“自信的中国对焦虑不安的日本这样一幅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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