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自2008年下半年起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对于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作用。2009年在全球负增长,同时中国的出口负增长（-17%左右）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率超过9%,通货膨胀率保持温和水平,经历了2009年第一季度的“谷底”之后,经济显示出强有力的复苏态势,到今年上半年,这种复苏趋势更加明显,而且距离人们此前忧虑的“滞胀”渐行渐远,经济增长达到11.19%,物价指数2.6%,同时新增城乡就业等均超出年初计划目标。日前,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教授做客《理论前沿》,就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特点,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重点演变问题与读者进行了分析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讨论都是指短期政策的变化,即针对克服总量失衡问题的讨论。刘伟认为,总量失衡的突出位置,特别是内需不足的矛盾,日益让位于结构性失衡,因为宏观经济短期政策目标需要更多地适应长期目标的要求,重点针对总量失衡采取的政策应当逐渐转向针对结构失衡。这不仅需要制定和实施一系列长期发展政策并为实现长期政策目标创造必要的体制条件,而且首先需要对目前的短期总量政策的方向和方式做出调整。
四版红楼梦人物对比 曹雪芹也可以被气活(组图) 中国连续两月大减美债 总量政策方向的调整:适时采取回归常态策略是必要的记者:受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全球经济出现了“二战”后首次负增长,由此也引发了战后世界各国政府对经济前所未有的有力干预,包括我国在内,自2008年下半年起采取一揽子措施,以扩大内需。这一举措,不仅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经受住了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且在全球反衰退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目前“择机退出”问题,又引发了新一轮的探讨,您是如何分析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刘伟:政府长时期大力度干预经济是有“成本”的,这一“成本”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存在经济上的低效率的可能。政府大量替代市场,行政性地刺激经济会损害市场竞争性效率;另一方面则存在政治上的“高腐败”的可能,政府大量干预市场,会诱发种种“寻租”。因此,当市场开始复苏时,政府应当适时退出,这也是为何世界各国从2009年下半年起日益普遍关注“择机退出”的根本原因。尽管直到目前为止,西方各国高度关注“择机退出”,但鉴于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仍不稳固,因而达成的“共识”仍是“暂不退出”。我国则不同,至少有以下三点理由值得我国政府在“择机退出”方面可以更为积极。（1）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期,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是高速增长期,至少到2020年（我国基本实现工业化）甚至更长一些时间,我国经济增长存在较高的潜在增长率,因此中央政府直接刺激经济增长的经济举措不必太久太猛,我国经济成长的“天时”本身具有强劲的增长动力。这是我国政府可以更积极地择机退出的基本发展方面的条件。（2）我国经济体制正处于市场化进程中,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仍有相当长的距离,因而,政府对市场的替代和对经济的长时期的干预,不仅会像发达国家那样替代市场功能,而且还会阻碍市场化进程。尽管由此可以缓解一些短期的总量失衡,但会使处理结构性矛盾的困难加剧。因此,我国体制改革的进程要求我们必须更积极地“择机退出”。（3）扩大内需的一揽子举措,事实上具有两方面作用,一方面是刺激经济,另一方面是拉动物价,如果扩大内需的举措在其拉动“通胀”的时滞期到来前,未能及时充分地传导到实体经济中去,大量的流动性便会滞存在虚拟经济中。流动性过剩的结果便是物价上涨,我国目前由于存在较严重的产能过剩,所以由需求直接拉动的通胀在短期里不会发生,但过剩的流动性会冲击资产市场,导致资产价值上涨,甚至出现严重的资产泡沫。资产泡沫,尤其是住房价格上涨又会引发劳动者加薪,从而使国民经济成本上升,形成低效率下的高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我国扩大内需举措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显著,但冲击资产价格的现象也需引起高度关注。为此,更多地强调扩张性举措效应对实体经济的传导,适时采取“择机退出”是必要的。这是我国当前经济均衡增长目标对择机退出的要求。
财政政策的重点转移:从关注财政扩张转向关注财政风险
记者:我国今年财政收入呈现前高后低,一季度增幅接近40%,上半年合计已回落到27%左右,有专家认为,乐观预计全年是在17%左右,谨慎预计则可能要低到13%左右,同时提出,这样增速在今年是比较合适的。请谈谈您的观点。
刘伟:从财政政策来看,我国从2003年以来,就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包括财政支出政策和财政收入政策,到2008年下半年后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用强有力的财政政策刺激、拯救长期以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所造成的低效率的泡沫经济,似乎成为金融危机后各国的普遍共识。但实际上,如果说货币政策有局限,金融市场有风险,那么,财政政策本身也同样有局限,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同样有发生危机的可能。冰岛、希腊的政府财政危机就证明了这一点。从我国更加积极的财政支出政策来看,一方面,2009年我国的财政赤字已达9500亿元,占当年GDP的比重已近3%这一警戒线水平,进一步增大财政赤字的空间已不大;另一方面我国政府的债务问题,特别是地方政府通过各类融资平台,以地方财政收入作为依托,形成巨额的地方债务,已经到了必须高度关注的程度。这些表明,我国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政策的重点,应当从关注其扩张效应,逐渐转向更多地关注其本身的风险控制。从我国更加积极的财政收入政策来看,自2003年下半年起,包括所得税、增值税、土特产税、出口退税,甚至农业税等多方面税收在内,先后不同程度地以各种形式减、免税。事实上,在采取扩张性财政支出政策刺激经济,进而财政赤字扩大的条件下,进一步大规模减税的空间不大,特别是在地方政府财力不足的条件下,减税空间更狭小。在分税制体制不变的条件下,中央要想通过较大规模减少地税以刺激经济,几乎不可能。因此,更加积极的财政收入政策的重点,应当从刺激经济增长,逐渐转向更多地关注财政收支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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